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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克重的粪便约有100万至4亿个细菌。

 “男不长,女不生,骨如柴,人变形,体无力,腹水盈。”这是患了血吸虫病的可怕症状。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患病后的人极度消瘦,出现腹水、巨脾等症状。血吸虫病不仅使人丧失劳动能力,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

     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大山深处的普格县特兹乡的老百姓曾被这样的痛苦折磨着。

      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潮湿的地表孳生出大量血吸虫虫卵寄居体——钉螺。钉螺正是血吸虫病传播的中间宿主。

    “原来村里很多人因为这个病,丢了命。”特兹乡的老人回忆起多年前的情景,依然十分恐惧。曾经,四川多地均有因血吸虫病导致十室九空、人绝户灭的记载。

    “防治工作的第一步,是动员当地群众去规定的地方上厕所。”四川省疾控中心寄生虫病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人、畜的粪便是血吸虫病的主要传染源之一。

       血吸虫病,这一骇人的疾病,直到2015年,凉山州普格县全县才达到阻断标准。

       特兹乡乡长方林告诉记者:“卫生厕所和沼气池建设在村中普及率基本达到90%,使用率达到95%,有效控制了传染源。”

      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周艺彪看来,“厕所革命”不仅促进了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的改善,也改变了大部分村民的旧有观念。“厕所的修建有利于控制血吸虫病及肠道疾病的传染,影响深远。”

      四川凉山地区的改厕运动是中国“厕所革命”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环境普遍不整洁,不少农村人畜同居,人无厕、畜无圈的现象极为普遍。这使得疾病控制防疫工作非常困难。一些严重影响人们健康的肠道传染疾病如痢疾、伤寒等高发。在儿童群体中,蛔虫病的患病率高达70%以上。

     农村厕污问题曾在中国广泛存在,这源于农耕文明中“庄稼一枝花, 全靠粪当家”的观念。农耕文明时期的厕所文化,让人们将堆肥、收集人粪尿等视为寻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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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一生中约有3年的时光是在厕所里度过的。


     如厕,这一人们生活的日常行为,被称为“天大的小事”。


    “厕所革命”贯穿着中国城市发展的始终,与城市建设的脉搏一起跳动。


    “新城新区不欠账,老城老区尽快补上”。经过近30年的持续推进,截至2018年底,全国城市和县城环卫部门管理的公厕数量达到18.2万座。


       1949年时的北京,全市公厕仅有500余座。


      2018年,北京市公共厕所数量达19008座,在特大城市中保有量世界第一。按照设置目标,在四环路以内,每平方公里就有20座公厕,人们步行5分钟内就能找到厕所。


     如今,北京推行的“第五空间”公厕,一改以往的形象和只能“解决内急”的单一功能,成为家庭空间、工作空间、休闲空间、网络空间之外的又一个空间。


    厕所,这一“天大的小事”,从民生短板一跃成为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的助力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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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革命”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难题。


 2017年数据显示,每年全球因为厕所问题的经济损失高达2600亿美元,死于环境卫生造成的腹泻等疾病的儿童高达56万人。


“我无法理解我们能把火箭送上火星和月球,却修不好一座厕所,停止这个国家里的随地大小便行为。”印度演员库玛尔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席话,在印度和国际上引发热议。


 中国的“厕所革命”如何能够迅速推进?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丝毫不敢懈怠,丝毫不敢马虎,必须夙夜在公、勤勉工作。”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这段话语,道出了背后的玄机。



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厕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层层部署落实这件“小事”,并力图从制度上予以保障。


资金补贴鼓励支持——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央财政从2019年开始,利用5年时间对地方的农村“厕所革命”进行支持。今年安排70亿元资金,据测算,会惠及超过1000万农户。



多个部门联动协作——在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挂帅,成立“厕所革命”领导小组。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厅长、省文明办专职副主任、省旅发委副主任等10余位厅局级领导,成为小组成员。


基层制度保障落实——西安实行四级厕所“所长制”,3000多名所长挂牌上岗。记者在西长安街府东路公厕看到,所长管理公示栏上,长安区委书记王青峰的名字写在第一列。“王书记几乎每天都过来溜达一趟,检查勤着呢。”厕所清洁人员说道。


“顽疾靠猛药。”面对几千年的传统如厕环境和观念,近14亿人如厕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需要久久为功。从中央领导到基层所长,这一横一纵的体制为“厕所革命”搭建了落实路径图。


强有力的举国体制,保障着这项民生工程顺利推进。


在福建,福安市为了小小的厕所,市里面一周一督查,一周一通报,一周一约谈,改厕的好坏直接跟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挂钩,“完不成任务是要打屁股的”,福安市组织部部长尤峰云开玩笑说。


在青海,厕所的改建被称为“一号工程”,景区A级评定和复核中把厕所是否达标作为硬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倒逼城市和景区提高厕所数量和管理水平。



“中国在推进‘厕所革命’中展现的意志和决心值得敬佩。‘厕所革命’倡议发布以后,我们看到中国政府、企业、社会开展了全面动员,厕所建设、管理、服务和文明得到了普遍改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水源、清洁与卫生项目主任布莱恩·阿伯加斯特表示。


来自马拉维、肯尼亚、加纳等11个非洲国家的学员,随着农业农村部的培训班,一同参观中国农村的沼气厕所。马拉维的本杰明·莫尔,对中国农村户厕在沼气方面的发展利用,表示十分赞叹。他认为,这些发展模式可以复制到非洲国家。


中国“厕所革命”的成功经验、技术探索,成为发展中国家借鉴的重要样板。


淡灰色的大理石地面、通体洁白的洗手池、感应式的冲水马桶……在中国的许多公共场所,干净、卫生的厕所改善着人们的出行体验。



有学者指出,“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最好去看它的公厕。公厕怎样,城市文明就怎样。”


一位长期管理城市公厕的基层干部向记者表示:“我相信,环境是能教育人的。”良好的如厕环境,也涵养着良好的如厕文明。


“厕所革命”不仅仅带来文明习惯上的改变,也带来健康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进而转化为经济效益,迸发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勃勃生机。


中国改变着厕所,“厕所革命”也改变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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