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厕所里，常会发现这样一些标语——“便后请冲水”、“匆匆而来、冲冲而去”等。可是，中国厕所的卫生问题，却不是冲水能解决的。扑面而来的臭气，简陋肮脏的环境，到处乱飞的苍蝇，都令人难以忍受。

每当在电视上看到外国那些干净整洁的公共厕所，你可能都会疑惑。同样是公厕，为什么他们的那么优秀，而我们的公厕却这么脏乱差。

以上种种，有管理不当的因素，也与中国人如厕的传统有关，一切都要从中国公厕的历史讲起。

清代中国城市里的住户一般都有自己家的“户厕”，最为典型的就是在一口大缸上加两片木板作为厕所，大缸里的粪便储存一段时间后会由专门的“粪夫”挑走，这些粪夫免费替城里的住户收走粪便，然后再将粪便卖给城郊农民作为肥料。

在中国，人粪作为一种肥料，一直是紧俏的商品。在民国后期，当时法币贬值极快，反而是代表粪便的粪票成了硬通货。1945年一张粪票（合一车粪）值法币45元，到了1948年一张粪票竟然值法币70万元。

各家各户之外，在一些公共场所如茶馆、饭店等地有时配有简易旱厕。这些厕所多为私人所修，并不收费，赚取的也是粪便的利润。

这些简陋的设施，并不够满足城市的需要。当时的公共厕所远远不足，下至百姓上至达官贵人都有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另外城市缺乏下水设施，垃圾污水都倾倒在街面上。当时街上“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

19世纪，初到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往往就是一个字，脏。1843年到上海的英国人雒魏林，对上海的评价是“一潭死水的阴沟里堆满各种生活垃圾，几乎从未被清洁过，脏得不能再脏”。

虽然英国人对中国的卫生状况一脸嫌弃。不过当时他们处理排泄物的方式，可没有高明到哪里去。伦敦巴黎这类大城市过去都以脏闻名，工业革命以前，一个欧洲人清晨走在街上，路过居民区时，常常担心一件事——会不会突然有人突然从窗口泼粪出来。当时绅士让女士走在内侧是一种美德，为的就是防止女士被楼上洒下的污物淋到。

19世纪的伦敦，清除粪便的办法和中国类似，也是靠掏粪工清扫，再转卖给城郊农民。不过英国农民并不缺乏牲畜粪便作为肥料，人粪的价格相对便宜。所以英国掏粪工每次次服务都要收费，因为他们不像中国粪夫，只靠转卖粪便就能维生。

正好当时伦敦飞速扩张，人口达到了两百万。掏粪工供不应求，身价飞涨。很多房东不愿意付高昂的掏粪费用，干脆不去处理，以至于储存粪便的地窖都满溢出来。有些院子里粪水横流，道路无法通行，要用砖块当垫脚石才能进院子。

建成公共厕所，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想保护居民的健康，保证公厕有效运转，相应的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配合公厕计划的实施，工部局粪秽股公开招标清运粪便的承包商，承包商每年竞标一次，按照工部局工程师指挥，按规定清运粪便。有了合理的管理制度，租界内的粪便清运显得非常有序。

虽然租界卫生管理有序，但租界之外的地区，还是没有摆脱肮脏的环境。直到1909年末，在地方士绅的牵头之下，上海才有了租界之外的第一所公共厕所，足足落后了租界45年。而且这个公厕并非水冲厕所，它的准确名字应该是“公坑”，也就是一个简易土公厕。

租界之外的公厕不仅是建设时间晚，设备简陋，而且数量也远远不足。由于政府财力不足，官办的公厕数量一直不够。1928年上海市政府原计划建55间公厕，7年过去后，仅仅完工了18间。

官办的公厕不够用，私人经营的公厕补上了这个缺口。公厕运营1945年上海私营公厕占总数的四成，两年之后就已经占了六成。私人公厕如此盛行，主要是因为经营公厕有利可图。

收归国有后的公厕的确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能让人满意。80年代，国门再次打开，来到中国的外国游客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仍然对中国公厕打出差评。

当时，中国的厕所问题一度成为外国记者的热门题材，国内记者也没有放过这个热点。截止90年代初，批评过中国城市厕所问题的国内外新闻机构有几百家之多。

臭名远扬的公厕无疑让中国人脸上无光，于是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掀起一次整顿公厕的运动。80年代北京就曾借着举办亚运会的契机，在五年之内一口气新建改建了1300多座公共厕所。2002年之后，又将3000多所公厕改建为条件更好的二类公厕。

公厕改革总是捷报频传，改革之后一时间公厕都换了新面貌。可每当运动的热潮退去，时间一长，身边的公共厕所又重新变得脏乱。看来这种鸡血疗法，并没能抓住公厕问题的关键。

中国的公厕为什么脏？人多厕少可能是比较容易想到的理由。从2011到2015年，全国公厕增加了将近10000座，但是人口增加的更快，于是每万人公厕数从2.95掉到2.72。面对着步步紧追的人口，似乎公厕建设的步子迈得不够大。